“不堪一勘”的“科学元勘”
2006-12-06 14:4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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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上、论坛上常见一些吓人的标题,待看到内容发现全不是那回事。这一招源于街头流动报贩,大喊着“看报!看报!XXX离婚!”,如果你真买了,才发现不过是某女星出演一部有离婚情节的电视剧。自从“眼球经济”盛行,报贩子的伎俩被报人们采用,网站、论坛也都跟着来这一手。玩这种把戏的被人称为“标题党”。如今“学者”也学会了这一招。“科学文化人”刘华杰写书评,标题就是《科学圣殿不堪一勘吗?》。乍一看这标题惊天动地。这“不堪一勘”显然来自“不堪一击”,给人的印象是,号称强势的科学是个(有个?)“圣殿”,被“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文学者”“勘”了一下,竟轰然倒塌土崩瓦解。


看了正文才知道,“不堪一勘”的不是“科学圣殿”,而是文化人的“科学元勘”自己。且看华杰破题:


“这里的“不堪”涉及到两方面的意思:(1)科学(界)是否有雅量,主观上能否摆出一种姿态任凭他人点评?(2)科学(界)自身是否经得起他人的详细考察、审视。这是我读《一种文化?:关于科学的对话》一书首先想到的两个问题。”


这显然是两个伪问题。(1)科学界里研究科学的人自然无暇阻止谁来“点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有人在“点评”,所以也不存在“主观上”摆什么“姿态”的问题。这可比摆姿态更有“雅量”。(2)科学自然经得起“他人的详细考察、审视”,因为科学内部的“考察、审视”要比任何“他人”所能做到的都要“详细”(甚至严酷),所以才说“科学是所有知识体系中最牢靠的”(刘华杰语)。


当然,华杰“首先想到的两个问题”并非无的放矢,他深知“人文学者”的“弱势地位”,所以想给他的“不堪一勘”的“科学元勘”找个保护伞。那就是,只许我“勘”你,不许你“勘”我。否则就是没有“雅量”,就是经不起“他人的详细考察、审视”。


不过,华杰不知道(估计是假装不知道),学问不是这样做的。任何学问领域都不会是某人或某些人的专利特许,他人不得染指。华杰(或者是柯林斯)愿意去“勘”科学,尽可以去勘,但是你无权禁止别人也来“勘”。如果别人“勘”出来的结论和你不一样,或者发现你“勘”错了,你也不能堵住别人的嘴不让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大家畅所欲言,才是学问的正道。此外,所谓“科学元勘”本身,也没有在被“勘”方面的独家豁免权,你可以“勘”科学,别人自然也就可以“勘”“科学元勘”,华杰可以玩“二阶”、“一点二阶”,别人为什么不可以玩“三阶”,来个“科学元元勘”?如果华杰宣称别人“勘”他就是没有“雅量”,就是不“自信”,正说明“科学元勘”的极度心虚,“不堪一勘”。


其实,“人文学者”并不天生“弱势”,关键还在于你自己是否努力。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库恩的范式,正确与否姑且不谈,至少是攒出个新概念,让人有拿来用用试试的愿望。这柯林斯就不行,编出个“勾勒姆”来妖魔化科学,却拿不出丝毫证据;提出个“社会建构”也毫无新意,按他的理论就解释不了,同为“社会建构”,凭什么科学会是“所有知识体系中最牢靠的”?柯林斯只会编神话故事,对“建构”的详细过程一无所知。


按照华杰的说法,柯林斯主张“什么是科学?我们认真去看,看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科学,不需要过多的反思。”可是柯林斯看到了什么呢?他说,一群人试验水的沸点,每人拿个温度计在水里煮,得到的温度都不一样。于是乎大家一商量,就随便定成了100度。如果科学真的如此“建构”,科学就不可能“牢靠”,更不可能“最牢靠”。


水的沸点为什么是100摄氏度,如何校准温度计,这都是合格的高中毕业生应该知道的常识。科学素养达不到中学水准,却要对科学发表高谈阔论,这种极不严肃的治学态度,作为“对手”,如何能够博得他人的“重视”和“尊重”?别人凭什么要浪费时间来“阅读”、“倾听”那些荒诞不经的无稽之谈?复习一下中学课本并非难事,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还说什么“多数SSK学者,是高度重视自然科学的,认真对待自然科学的,甚至比科学家本人还认真。”不知华杰是否对“认真”也有与众不同的定义。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粗制滥造的“学问”,打再多的广告宣传,只可以一时吸引眼球,却无法赢得“尊重”。


如王小波所说,科学是非常本分的学问。科学把道理说得如此明白,让你觉得如果不相信,就未免太傻。但是科学又有循序渐进的一面,中学的知识还没掌握,大学的知识就听不进去。所以“城里人点电灯,不该让山里人看见”。但是山里人偏偏看见了,还以为自己用皮绳挂起来的灯泡不亮,是因为别人有什么咒语没告诉他。于是这些对科学进行“元勘”的山里人就想像出一个“科学圣殿”,里面的祭司们进行着秘不外传的“祭仪”,垄断了称之为“理性”的咒语。进而认为,任何胡乱堆砌的后现代胡话,只要没人能懂,就一定也有咒语的神效。在这一点上,洋人学者的“后现代理论”与中国的道士画符咒如出一辙。


索克尔用自己的实验,证实(而不是“企图暗示”)了“部分人文学者是科学残废或低能儿,没有资格对精致的自然科学说三道四。”《社会文本》的编辑和审稿者根本没有区分胡话和学问的能力。当然,现代国家的宪法赋予每个人言论自由,也不会附带什么资格审查,所以没有资格的人照样在说三道四。与此同时,言论自由也就包含了审视和评论“说三道四”的自由。这与“雅量”是不矛盾的:如果没有“雅量”,他人也不会来“倾听”这些“说三道四”,也就不会产生审视和评论。


为了重申外行“说三道四”的合法性,华杰拿出一个具体事例:“其实,即使SSK等学者对某科学科不太在行(通常很在行),二阶的探讨依然是可能的、合法的。道理很简单,好比张艺谋拍摄了一部《科学大传》,刘兵对电影进行了一番评论。张导演没有理由指责刘兵不会拍电影,刘兵只需说我对电影有自己的理解,这与我本人是否会演戏是否懂得光圈、道具、布景、剪辑基本无关。一部电影,即使是天大的大片,对整个国家整个人类的影响也有限,而科学则不同。“致毁知识”、转基因作物、克隆人等涉及到几乎所有人的利益。”


可惜,这个例子过于模糊。刘兵到底进行了怎样的“一番评论”无从知晓。但资格问题显然存在。如果刘兵去评价电影中具体的画面安排,那么关于“光圈、道具、布景、剪辑”的知识是必要的。正如评论围棋不知什么是“眼”,评论麻将不知什么叫“胡”,评论科学不知道水为什么在100度沸腾,那肯定是要闹笑话的。但是如果刘兵评论的是电影中科学史的史实,那么他就是个十足的内行,毕竟他是吃这行饭的。不管内行外行,都可以评论。但是刘兵评得到底好不好、对不对,别人也同样可以对其评论进行评论。谁也无权剥夺他人的言论自由。


这种缺乏内容的泛泛而谈没有建设性,不妨找些具体例子来说明。


刘兵近来的言论大多吞吞吐吐云山雾罩,从中难以找出定论进行讨论。我们不妨让更坦率的刘华杰代替刘兵来进行“一番评论”。假如张艺谋的《科学大传》认为李森科搞的是伪科学,华杰认为不对:“回首科学史,被打成伪科学的,有的后来被认为是科学;而当年被认为是科学的,后来也有变成了伪科学的(如李森科案)。”按照华杰的说法,李森科在他得势时是真科学,失势之后才成了伪科学。对于这一批评,张艺谋同样可以反驳:“刘华杰说过:‘在现实中,这条界线是在社会学层面由科学共同体来决定的,只有科学共同体才有权对科学真伪进行判断。’从世界范围看,李森科的理论并未获得国际科学共同体的认同。即使局限于当时的苏联国内,科学共同体在血腥镇压下,仍然不屈从于李森科。李森科和他的支持者斯大林是不能被认为可以代表科学共同体的。此外,刘华杰还曾经总结出了伪科学的重要特征,那就是伪科学总是用科学以外的方法证明自己。参照这个特征,根据李森科靠政权的支持镇压不同意见,也足以认定李森科在当时搞的就是伪科学。”
刘华杰举李森科的例子,是想说明“科学与伪科学之间,并非全然黑白分明,而是有很大的灰色地带”。遗憾的是,这个例子并不“灰色”,而且要找出灰色的例子也绝非易事。实际上“灰色地带”只是一块遮羞布,想要掩盖的是刘华杰的立场和智慧之间的矛盾(俗称屁股和脑袋之争)。就凭刘华杰博士的学识和多年对伪科学的研究,判断“八卦宇宙论”是否伪科学纯属小菜一碟,根本用不着去请教“科学共同体”。按照华杰的准则,想通过法庭而不是科学活动来证明自己,也符合伪科学的一大特征。但是这只是一阶立场,其二阶立场让他必须支持枉法判决。于是就有了“灰色”说和“过分”说。只要揭开灰色遮羞布,“八卦宇宙论”就是明明白白的伪科学。而号称与哥白尼齐名,则是不折不扣的欺世盗名,在汉语里找不到更贴切的词汇,何来“过分”之说?


诚如华杰所言,科学的事情“涉及到几乎所有人的利益”,不可掉以轻心。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把华杰提出的三个大问题——“致毁知识”、转基因作物、克隆人再重新梳理一遍:


与其他科学技术相比,克隆人技术利益相关者的人数可能是最少的,即使生殖性克隆人技术完全过关,法律完全开放,在不孕症患者中也只有少数人会选择克隆技术,多数人仍会选择其他更经济的辅助生殖技术。至于“克隆人会毁灭人类”之类的喧嚣,本来是从伽利略以来宗教势力一贯反科学运动的延续,与“科学元勘”并无关连。从《南方周末》过去的报道看,华杰本人对此也持基本正确的看法。只是不知后来有没有“改变缺省配置”。如果华杰有什么新看法,不妨说来听听,也好展开讨论。


转基因作物,作为一种大有前途的新兴育种技术的产物,为人类的未来带来无限的可能性。反对转基因作物的风潮,源于欧洲一些短视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企图借此建立非关税壁垒,并无任何科学根据。其中主要是贸易利益之争,不是“科学元勘”们“勘”出来的。欧洲人早晚会认识到,任凭这种喧嚣继续下去,阻碍欧洲本身的育种技术提高,最终受害的是欧洲人自己。实际上在治疗性克隆方面,英国已经开始放松政策;布莱尔调动军队守护动物实验大楼建设施工,防止动物保护主义者的破坏;其原因就是现实告诉人们,哪个国家反科学思潮盛行,最终吃亏的是该国的民众。


所谓“致毁知识”,更是个伪问题。一切科学知识,都是既可以被好人使用,也可以被坏人使用的。世界上没有不能用于“致毁”的知识,也没有只能用于“致毁”的知识。就算是延年益寿的药方,也可能加剧社会的老年化危机。如果有人声称他掌握了一种只能用来做好事,不能用来做坏事的“科学知识”,那么我们就有把握判断他的“科学知识”是伪科学。笔者手头就有个现成的例子:前些日子一位老同事送我一本书,让我好好阅读。书是一个江湖神医的自传,自称梦遇仙人指教,学成医术,诊断开药皆有奇效。只是如果吃药的是坏人,将来要做坏事,则吃了他的药病情不会好转,反而会恶化。看到此处,没有再看下去。这书让我想起制作“皇帝的新衣”那两个裁缝的话:这种衣服愚蠢的人和不称职的人是看不见的。


附1:


如果某些“科学”不堪一勘,那么这些科学也该自我反省一下了。


科学圣殿不堪一勘吗?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6年11月29日
http://www.gmw.cn/01ds/2006-11/29/content_515414.htm


刘华杰(本报书评人)


  当今,谁有资格和权利审视自然科学?审视会导致什么“可怕的”后果?


  题目中第一个“堪”的意思是“能忍受”,第二个“勘”的意思是“实地查看”、“调查、查问”。《红楼梦》中有“勘破三春景不长”的句子,用的就是“勘”的第二种含义。标题的意思是,当代强大的自然科学,不能忍受一些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文学者的评论和“二阶考察”吗?


文人关注科学凸显时代文化矛盾


  这里的“不堪”涉及到两方面的意思:(1)科学(界)是否有雅量,主观上能否摆出一种姿态任凭他人点评?(2)科学(界)自身是否经得起他人的详细考察、审视。这是我读《一种文化?:关于科学的对话》一书首先想到的两个问题。


  前者涉及自然科学共同体在“两种文化”之争或“科学大战”中是否足够自信、是否尊重对手、是否愿意倾听非科学领域的意见。后者涉及从客观效果上看,当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和运作过程是否如早先描述或者许诺的那样完美、可爱。


  《一种文化?》是一部很特别的多人文集,主要内容是展示双方(“科学实践者”和“科学评论者”。其实是多方,每个人的具体见解也有差别)关于科学大战的真诚对话。本书的主编一位是科学家拉宾格尔(J.A.Labinger),一位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学者柯林斯(H.Collins)。到现在,我们不知道多数科学家究竟怎样看待“自然科学观”在过去几十年里不可逆的转变过程。拉宾格尔这样的科学家(估计是少数)确实是值得称赞的,他重视对手、尊重对手,能够通过阅读、倾听、交谈、书写,来阐述自己的科学观,努力增进科学与人文的相互理解。对称的一面几乎不用提起,因为据我所知,多数SSK学者,是高度重视自然科学的,认真对待自然科学的,甚至比科学家本人还认真。


  “科学大战”为何如此“显眼”、具有冲击力?两种文化的传统早就有,从来就不曾间断过。冲突为何偏偏在1996年前后达到一个高潮?仅仅因为爱丁堡、巴斯和巴黎的几个社会学家以及部分后现代学人对科学怀有敌意,或者媒体闲来无事对知识分子“爆料”?稍想一下便会发现,这种冲突是现代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全球问题和文化矛盾的一种反映,不是个别学人或好事的大众传媒能够炒热的。


“科学元勘”职业化过程揭示“圣殿”神话


  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这三大本来就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20世纪上半叶甚至更早就已存在,已经对科学事物说这说那。但它们在20世纪60-70年代之前,对庞大、强大、自大的自然科学界,根本不构成威胁、不会令科学伤筋动骨(其实现在也没有,只是有人感觉如此),相反这一时期这三个学科基本上充当科学赞美者的角色。“在1960年代之前,这些研究领域中很少有东西会引起职业科学家群体的冲突。相当一部分科学史是由退休的或怀有多种爱好的科学家们自己写成的,而且更多的带有赞美性质。”“科学哲学的研究只是想要解释科学为什么会成功,而不是要对科学世界观提出挑战,因而科学家们不觉得其中有什么冒犯之处。”“默顿[科学]社会学里的东西绝对不全是赞同科学家的自我形象,但总的来说重点在于解释这些建制如何使科学家把工作做得如此漂亮。”(《一种文化?》,第4页)这一派的科学社会学当然也不构成威胁,相反他们还颇受欢迎,默顿本人竟然得到了总统科学奖,科学社会学出身的加菲尔德搞的SCI更令大科学如火如荼。总之,这三个学科的研究对于科学是安全的。


  但是,在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忽略了这三个学科缓慢的演变过程及其科学对其态度的微妙变化,事实上“科学元勘”也在职业化,只是比科学的职业化晚一拍而已。当科学哲学深入到关于科学事实、科学推理、因果性的细节讨论时,科学家出身的业余哲学爱好者已经显得不耐烦,觉得科学哲学无趣、与科学无关。比如温伯格引用据说是费恩曼的话说:“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家,就像鸟类学对于鸟一样,毫无用处。”(《一种文化?》,第4页)可是又过了一些时间,当SSK兴起、科学大战爆发时,同样是这位大科学家,已经由“无关论”变成了“威胁论”,他看到了由无知的民众和同样无知并带有敌意的人文学者控制的社会民主过程可能给自己坚定捍卫的自然科学带来伤害,当SSC(超导超级对撞机)项目被美国国会否定,温伯格等科学家像祥林嫂一样唠叨个没完。他一方面承认自己在SSC项目上“没有任何专门知识”,一方面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SSC项目,却提不出像样的理由。他终于想出一条安抚其他反对SSC的科学家的假定,一旦上了SSC,对整个大科学都有好处,没准儿大家都会额外分到一些经费,“有助于普遍增拨研究经费”。(《仰望苍穹》,第19页,第34页)到了90年代中期,温伯格则再也忍不住,要与SSK学者直接战斗了。虽然他是一流的科学家,对科学的刻画却无论如何已经落后于时代了,他曾武断地说:“即使科学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共识,它也不像任何其他种类的共识那样,因为它是不受文化影响的,而且是长期不变的。”(《仰望苍穹》,第110页)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发展得更有反思性,对科学的微观细节进行了深入研究,推翻了科学与社会、文化无关的大神话。


  如今这三个学科都受到建构论的严重“侵蚀”,在科学共同体看来,科学在学者面前的形象以及科学的公众形象可能受损,本能的反应是把人文学者当成大战的敌方。“隐藏在科学大战背后的十字军骑士们,决不想把给钱的人扔出科学的圣殿。”“他们的复仇枪口瞄准那些证明该圣殿是怎么被建立起来,其祭仪又是怎么维持下来的人,即建构主义的学术左派。”(《科学大战》,第13页)


谁企图垄断理性?


  “科学大战”与其他战争一样,责任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但是对战争的评判要考虑到正义性、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及可能的后果。科学大战是谁挑起的?争论双方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但是《高级迷信》和索克尔事件,显然是来自科学界的蓄意挑衅。“索克尔发出了我们内心的呼声,让我们同他一样感到兴奋。”(《一种文化?》,第269页)“片刻之间”,科学家觉得好像赢得了胜利。科学界一度企图暗示,部分人文学者是科学残废或低能儿,没有资格对精致的自然科学说三道四。好在,《一种文化?》这部书中的科学家没有这样设想对手。其实,即使SSK等学者对某科学科不太在行(通常很在行),二阶的探讨依然是可能的、合法的。道理很简单,好比张艺谋拍摄了一部《科学大传》,刘兵对电影进行了一番评论。张导演没有理由指责刘兵不会拍电影,刘兵只需说我对电影有自己的理解,这与我本人是否会演戏是否懂得光圈、道具、布景、剪辑基本无关。一部电影,即使是天大的大片,对整个国家整个人类的影响也有限,而科学则不同。“致毁知识”、转基因作物、克隆人等涉及到几乎所有人的利益。


  而最重要的一点是,SSK等学者是讲道理的,他们的评论,基本上不是在批判、诋毁,而是在勘察、分析。因而SSK学者不是反科学、反理性,其对手倒是有点像——但这种指责不会由SSK学者主动发出,因为他们深得建构的要义。捍卫“科学”的尊严,不但科学家在做,SSK学者也在做,但他们的工作处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时空尺度。


  强大的科学(包括其目标、运作、成果、价值观)应当是耐勘破的、抗冲击的。如果某些“科学”不堪一勘,那么这些科学也该自我反省一下了。鸟类学对鸟来说也许没什么用处,但是人类对某种鸟的看法,绝对关乎鸟的命运。


  又及:我怀疑两位主编书中的总结过于乐观,忽略了双方根深蒂固的分歧。夸大和忽略鸿沟都是危险的。


  《一种文化?:关于科学的对话》,[美]拉宾格尔、[英]柯林斯主编,张增一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34.00元


相关阅读


  《仰望苍穹:科学反击文化敌手》,[美]温伯格著,黄艳华、江向东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一版,20.50元


  《科学大战》,[美]罗斯主编,夏侯炳、郭伦娜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21.00元   



附2:


《“伪科学”一词应退出《科普法》?“伪科学”问题引发学界激辩 》一文中刘华杰的论述:


“在认识论意义上人们至今不能给出一个好的标准。在现实中,这条界线是在社会学层面由科学共同体来决定的,只有科学共同体才有权对科学真伪进行判断。也许,当时的判断会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但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科学就是在试错中前进的。刘子华的研究方法和结论,以我们现在的认识水平来看,也许并不一定正确,但说人家是‘江湖术士’、‘欺世盗名之徒’,就过分了。其实,科学与伪科学之间,并非全然黑白分明,而是有很大的灰色地带。回首科学史,被打成伪科学的,有的后来被认为是科学;而当年被认为是科学的,后来也有变成了伪科学的(如李森科案)。”刘华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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